光阴荏苒，一转眼我们崇明岛划给中国经济重镇上海市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半个世纪的光阴可以让崇明的土地越长越大，半个世纪的光阴也可以让一个个年轻的崇明孩子变成白发苍苍的老人，但半个世纪的光阴，究竟能改变多少关于崇明与上海的恩恩怨怨？

其实，崇明历来和上海都不是天各两头的，记得某年一个阳光的午后，我们年青的父辈们正拿着锄头在地里干活，突然看见路边突突开来一队队贴着鲜红标语的卡车，车上下来一帮子上山下乡的城市青年。从那以后，跃进、前进、红星、前哨……一个个革命理想主义弥漫的地名出现在崇明大地上，上海话与崇明话第一次如此近的进行交流，上海城市文化与崇明乡土文化第一次如此零距离的对比。崇明第一次如此深情地注视着上海，上海也是第一次认真地注视了一下容纳他们的崇明岛，尽管，在文化上仍然是“一江之隔，千里之别”，但那交汇目光总是温暖的。

这以后由于政治和历史原因，崇明与上海的关系也出现过多次历史断裂，直到90年代初，大批崇明人放下锄头拿起方向盘，再加上大量崇明人迁居、工作上海，崇明与上海的文化距离第一次开始真正接近行政距离。

崇明对上海的关系可以说尽在这一根根秧苗、一辆辆出租车中，但被外地人称为上海人，被上海人称作是外地人的崇明人尴尬就这里：行政心态上是上海人，文化心态上却是外地人。追问一下，结果什么都不是了。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一切的尴尬或幸福只有自己知道。崇明对于上海的感情复杂而尴尬，它完全区别于操同一语系方言的海门和启东人对上海的感情。后者的目光是对隔壁邻居的旁观目光，而前者的眼神更多夹杂了一些哀怨，那是家里人的哀怨。

历史总无情地嘲笑弱者，曾经落后的启东和海门今日也对百强县排名落后于他们的崇明满眼不屑，就连其政府网站上的地图也因为要表示其与上海“乳房贴胸口”般的距离，故意把隔在他们与上海之间的崇明岛省略不画了——为了经济的发展，在文化上他们表现出惊人的媚俗，大多数大度的崇明人可以理解。但面对这样的有意无意的疏漏，我们那些有权力、有责任和义务为崇明发展决策的人们在思考些什么呢？是视而不见，还是知耻而后勇？

崇明岛历史上出过抗击倭寇的英雄唐一岑，出过铁嘴的杨讼师，出过大才子沈探花，也出过徐刚这样的大胡子文人，但我们独独没有出过优秀的政治家，没有书写过大的政治手笔，没有器宇暄昂的宣告，崇明岛只是谦恭地迎来送往，政客们都来自岛外，他们依赖性强，人心思动，朝令夕改，经济参照系不是学上海就是学江苏，因此先天性缺少针对岛屿本身的独立而有责任的思考空间，也不太习惯用历史事实和唯物主义的经验去分析事物的成败得失，这就造成长久以来崇明岛没有自己的声音，鸦雀无声的岛内因此形不成有规模的中产阶层，没有活力，这是我在《论培育崇明中产阶级之急行》里没有深入分析的东西；而岛内精英阶层又往往忽视或怀疑崇明普通民众的思考能力，主张各阶层一起思考的《谁的崇明》在网络上引起热议，其实就是对精英阶层“一言堂”现象的一种民意反弹。

一个上海朋友看了短评后说了一句话：你们崇明老是说受上海歧视，崇明究竟为上海做过什么贡献吗？我有些哑然，尽管我可以拿上海压制崇明发展来回答他，但我们冷静思考一下，曾经的哀怨也罢、愤怒也罢，很多都是情绪化的东西，我们崇明有很多有识之士，但在抱怨上海或媚俗城市的同时，他们内心真的认真剖析过青山绿水的崇明吗？他们愿意像咂衡山路酒吧那样乐此不疲地细数崇明乡镇间的差异吗？

当年手把手教上海知青插秧的父辈们如今都已头发花白，今日崇明许多机关、事业单位进出的年轻人多数讲着国语，他们大多不是崇明人，而崇明自己养育的年轻子女不得不习惯过那被外地人称为上海人，被上海人称作是外地人的边缘人生活；这边一帮崇明人在网络上喋喋不休于争论该讲什么方言，那边另一些崇明人则努力想洗刷掉自己身上一切的崇明文化痕迹……

鲁迅说，时间永远流逝，街市依旧太平。缺乏内心剖析的崇明岛，只好在深闺中如怨妇般和我们一起慢慢年老。